他提出：他只是想把握自己，让自己受责任心的支配，等待未来的判断。
[48]参见[日]小林直树：《宪法讲义》（下），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第492页。[28]参见蔡维音：《德国基本法第1条〈人性尊严〉规定之探讨》，载《宪政时代》第18卷第1期，第36-48页。
现代的积极国家，仅消极地维持秩序已有所不足，必须更积极地推动各种特定的政策目的，以不同的形式强力介入国民生活的各种领域。因此，合法性和合规范性是政治信任的根源，此问题亦即指的正当性问题。他认为国家是动态的存在，是在永远不断的统合过程中，且只有从个人出发才能成立的。[12]参见[日]加藤新平：《法哲学概论》，有斐阁1983年版，第242、467页。三、人性尊严是国家义务的妥当性规范考夫曼从真理趋同理论出发，认为一种表述的真实性或正当性的固有标准，不是共识的存在，而是数个相互独立的主体就同一客体达成客观上趋同认识的情境。
孔子虽提出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理念，是无限性的，故亦不能下定义，其所说的仁，都只是仁的例子而已。规范的妥当性[效力]根据，追根究底在于价值或价值判断中。[2]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1999年4月29日通过，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笔者认为，这个混沌结构中的三种复议决定在效力上又可进行区分—三种之中，最能体现行政复议优势的，是变更决定。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复议决定作出以后，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不是被申请人，而是申请人。{3}张越：《行政复议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其他方式处理的案件1031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2.9%。
而能体现这一优势的，不是行政复议程序，而是行政复议决定。行政诉讼的变更判决的适用对象局限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那是缘于为诉讼（司法）的特点（其本性是判断权），以及司法与行政的关系所制约。
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申请人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或者不履行最终裁决的行政复议决定的，按照下列规定分别处理：（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见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重排本，第277页。立法应当重新定性行政复议行为及其决定，即从模糊的定性，转变到与司法审查相并列的、当事人可以二中选一的权利救济方法，进而更进一步明确各种改变决定的适用对象，废除复议机关可以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规定，以提高改变决定的适用率。之所以自然无效，是因为在法院撤销前，它已经生效了，否则就没有自然无效可言。
[9]所以，即使在西方国家，所有的纠纷中成为司法诉讼的也只占一小部分，在现代官僚国家里，行政机关和其他解决争议机关有可能比法院处理更多的请求和纠纷。【关键词】行政复议（行政救济）。怕诉心理是一把双刃剑。这是一个学理概念，而非法律概念。
[6]其次是因为它的公开性。{2}[日]小岛武司等：《司法制度的历史与未来》，汪祖兴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但是，现实生活中，复议机关不会也不敢轻易作出改变决定。另一方面，似乎又将行政复议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且赋予了其超过一般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超强大效力，其效力的主要对象是复议机关。
广义上的行政救济包括行政机关，或拥有行政职权的组织，为受到侵害的权益，或法定权益免于受到侵害所提供的所有救济。而行政复议法的立法目的之实现，不仅要靠其规范的有效性（efficacy）之实现，还要靠其实效性（validity）之落实。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5678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20%。有论者对行政复议制度的优势进行了概括：受案范围广、易于接受（指的是行政相对人乐于选择行政复议这一救济途径）、内部优势（指的行政复议机关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凭借行政领导的行政命令直接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效率优势（简易、迅速）、专业优势（行政复议能解决专业性、技术性强的案件）、经济优势（不收费）、完善执法（可以及时、迅速纠正执法中的错误）{3}(P.49-51)。而法律规定作出改变决定的情况下复议机关就是行政诉讼的被告，这使得复议机关不作出改变决定成为了一种必然性。狭义的行政救济就是行政机关，或拥有行政职权的组织，为公民和其他组织遭受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侵害时，或其法定权益免于受到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侵害所提供的救济，如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
在混沌结构内部，它还可以选择，即复议机关仍然有裁量权。其中，行政复议机关是其效力最主要的约束对象，因为促使其按时受理复议申请，及时作出合法的复议决定是最主要的立法目的。
可是，如果复议机关维持具体行政行为也成为被告的话，那么，几乎只要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就不可能成为被告了。换言之，由于行政复议法自身的漏洞，即法律漏洞的存在，[16]复议机关的选择权不仅仅局限于上述混沌结构中的三种决定，而是包括法律规定的所有其有权作出的复议决定类型。
怕诉，是一种普遍心理，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态度。确认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550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0.88%。
谈到救济，人们自然会想到司法，想到法院。[4]William. 0. Douglass comment in 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 v. Mcgrath, The 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 1951，p. 858.[5]Christopher Osakwe, The Bill of Rights for the criminal defendant in American Law, in 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dure, b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2,p. 18.[6]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 81.[7]Scott v Scott 1913 AC 417 at463，per Lord Atkinson.[8]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Of District of Columbia et al. v. Pollak et al.，343 U. S. 451，466-7，72S, Ct, 813，812-3，1952.[9][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年1980版，第391页。[14]行政诉讼法第25条，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2条。完全可以认为，改变决定，尤其是其中的变更决定的适用率是行政复议法之实效性的检测表：复议机关在处理复议案件后所作出的变更决定越多（本身没有可变更的内容者除外），在其所作出的复议决定中所占比例（即变更决定的适用率）越高，就表明行政复议法的实效性越好。
司法乃最后一道防线，对申请人所不接受的行政复议决定也就只能依赖司法判决了。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在作出之后，尚有停止执行的可能。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已经让许多复议机关作出太多的维持决定。由上述可知，相关立法对行政复议的定性是模糊的、混乱的。
[8]公开就是这种公正的形式，也只有公开才能维护这种公正的形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文简称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复议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复议决定自然无效。
立法对行政复议的定性，应当能使复议决定充分体现出行政复议的优势，避免其劣势，做到这一点，才能提高改变决定的适用率，才能提高行政复议法的实效性。也就是说，在改变决定即混沌结构与其他种类的决定之间，复议机关可以选择。社会中发生的几乎任何一种矛盾、争议，尽管经过各种各样的决定仍然不能得到解决并蕴含着给政治、社会体系的正统性带来重大冲击的危险时，最终可以被诉讼、审判所吸收或‘中和。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的551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0.8%。
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3410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6%。汉密尔顿说：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
不受理行政复议案件，复议机关也就偃旗息鼓了，行政复议制度也就名存实亡了。申请人撤回申请的11700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17.1%。
说一个规范（norm）是有效力的，意指它对那些其行为由它所调整的人具有‘约束力{4}(P.32)。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行政复议法的主要的约束对象是行政复议机关或复议机构，行政复议法的实效性就是复议机关的复议（行为）的一种特性。
